坐在我的办公室抬眼望去，在机器的轰鸣和漫天的尘土中，北航六号楼正一点一点地被肢解。明年，这里将崛起一座中关村的新地标建筑，据说楼高99米，还是双子座，代表现代化、代表高科技。六号楼将成为历史、成为记忆，并最终被忘记。但是，我对六号楼有太多的回忆，我知道七天后，再来上班时，六号楼将离我而去，仅以此文作为纪念。
        六号楼：光荣的故事。据说北航建校初期，国家划拨的土地边界最南部是现在的北三环路，与政法大学一路之隔，后来因为北航不能一下子建成那么大的学校，一大片的空空荡荡的土地闲置，周边的农民兄弟提出，土地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先种上地，等到北航要建设了，我们就还给你们。那时候，没有市场经济、土地所有权、合同协议这些概念，全国人民都是大家庭，地就拿去种吧。后来时事变迁，种上粮食的土地就再也要不回来了。转眼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觉醒的北航人在老院长武光中将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地冲出了主楼校区（学院路校区的老教学区），向南、向南、一直向南，走到了农民兄弟的麦田边，在资金极端短缺的情况下，毅然盖起了一栋危楼（后来多次加固），一举划定了北航的南边界，从此为北航的发展圈定了势力范围。这是我1983年考入北航自动控制系时，听到的第一个故事。
        六号楼：耻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名字叫“红旗”。红旗当时名震京城，干出过一件大事，就是跑到四川逮捕了开国元勋彭德怀元帅，把他抓回北京批斗，期间他们把彭德怀元帅秘密关押在六号楼顶层的一间封闭的黑屋子里，并对其极尽折磨。这是我上大三时听到的关于六号楼的第二个故事。那间屋子后来是我们学生会的活动室，我进去过，确实是一个关人的好地方，里外两间，里间平地抬高一米多，面积大概不超过15平米，只有一个直径不到半米的圆形窗户，已被砖头堵死，外间窗明几净，面积有40多平米。当时我还爬到里间，把自己关在里面，感受了一下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的感觉：恐怖。
        六号楼：造梦的故事。六号楼曾经是北航自动控制系（现在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当时称三系）的系楼，而三系是当时北航唯一一个有一栋独立大楼的系。在这里，我们召开过大班的新年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观看过当年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这里，我们完成了动手能力极强的专业实验课；在这里，我们进行了忐忑不安的毕业设计答辩；在这里，我们接受了影响每个人一生的毕业分配方案（那时的惯例是在离校前几天的晚上，召开全班会议，辅导员宣布某某某被分配到某某单位，之前大部分人根本不知自己毕业后将身归何方）。当然，六号楼让我们留恋的还不只是这些。从老主楼走到三系楼，有一条笔直的小马路，幽静地隐藏在两排大柳树中间，春天绿树发芽，秋天黄叶铺地，使得这条路和六号楼有了一丝神秘和烂漫的氛围（当时很多非三系的学生在大学四年毕业后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座教学楼）。六号楼如此幽静，使它成为我们系大部分人春心萌动的、少部分人初恋相知的圣地（女生太少，只能是少部分人恋，其他人看）。那时在同学中如果有谁不经意说了一句，今晚我去六号楼上自习了，那全宿舍的人就会兴奋地立即审问：跟谁去的？或看到谁和谁了？因为六号楼教室多、学生少，有时空荡荡的教室中往往只有1或2个人，哪一个人的一定是一位观众，那俩个人一定是一对恋人。所以，六号楼给我们的成长留下太多的记忆，以至于我们毕业十年后的1997年，全班聚会的地点就选择在六号楼我们的自习教室（那时每个小班有一个固定的自习教室），大家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黑板上共同回忆记录了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六号楼，那是我们做过梦的地方。
        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