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厨下，煎炒之声，响连四壁，炊烟袅到庭前，亮蓝动人心，此即村落人家亦有现世的华丽。”

                                                                                                                                 -- 胡兰成 《桃花》

母亲是客家人。于是我生命中最初的那些涉及食物的温暖记忆，都与客家菜有关。

刚学步的时候，伤风感冒，母亲总会用小瓦锅炖一锅红麯肉糜汤。一个大瓷碗盛上来，红灿灿地映在昏黄的灯里。没有任何药效，可是那热腾腾的扎实的香气飘到墙角壁缝，把窗外树影憧憧的阴冷都隔断了。平日的三餐里没有这样鲜艳的颜色，我欢欣地坐在桌前，勺子伸到碗底，一颗颗红米粒浮上来穿破油花。母亲在一旁，许我若是在汤冷前吃尽，便可少吃半碗饭。

之后的十多年，年夜饭的桌上总有酿豆腐，盐焗鸡，梅菜扣肉。我向来不知家中贫富几何，只知母亲当年持家勤俭，这些菜式平日轻易也是吃不到的。那也已是九十年代了，想来并不是花费不起，只是母亲以为孩子年小也当知道珍重，不可样样遂心。那时母亲逗我说酿豆腐便是客家人的饺子，粤东山区苦贱，称不起白面，用豆腐代替。以至后来我在外面吃到再贵重的菜式，也并不觉得怎样——总归是不如母亲那一味萝卜焖牛腩那样使人通体熨贴。

高中住校，周末才回家，倒是可以开始挑菜式了。岭南的冬日虽是怎样也掉不下零度，可是湿气逼人，寸寸寒气深入骨髓。周六晚上下晚自习回家，炉子上热着前一天留下的娘酒炖鸡，简直是弥补了暖气的缺失。那时我离酗酒的开端还远着，只觉得铺满碎姜粒的鸡汤香得过分，进到胃里霎时打通了所有僵硬失意的关节。那断续的三年里，我总以为自己是失意的；逃离又回归，友人稀落，师长冷漠，前途渺茫。现在回头看看，青春期真是踩一下便痛，一点都忍不得。

母亲口味清淡，那些本该浓油赤酱的菜式一经她手，都淡了一个档次。后来我不知道为何爱上了吃辣，时不时嫌她的砂锅鱼头不够辣；她便委屈地嘟囔着，我已经放了三整颗辣椒了呀。在中大的时候，成天向她抱怨食堂不靠谱，她做了一大玻璃瓶的红醋泡嫩姜让我带回去，我跟女人们坐在宿舍楼梯口，就着绿豆粥，辣得直哈气。

而今我在离家万里之地，每周打电话回去，时不时会听到她如我当年坐在桌前那般欢欣地告诉我，她学会做叉烧了，学会包包子了，学会烤蛋糕了。我想起她向我叙述的，她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如何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她在做女儿时，怎样在大学里与同学合伙把猪骨汤当作羊肉汤来捉弄回族的室友；我想起这个母亲，也就是那个如我一样，十六岁离家求学，从此骨肉分离数地奔波的母亲；也就是那个在怀我那年的六月，挺着七个月的肚子上街游行的母亲；我想起儿时她晚下班的那些日子里，坐在旧屋山下的楼梯口等她回家的情形。原来是要在我自己长大懂事，经历过种种孤寂失望和独立的挣扎之后，才可以把母亲从母亲的角色里解放出来，才可以切身地知道母亲也是有过青春的娇羞与坚持的人，才可以承认骨子里那份躁动，原来也有遗传的成分。

今年暑假回家，母亲捧着我的泡椒凤爪，感慨地说，我也算知道了，嘱咐你一万回，不如放你自己出去闯一把。她的鱼尾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我每年回家都几乎被那明显的变化吓一跳；她原来娇小紧致的身上有赘肉了；她开始每天晚上不吃主食，只吃菜了；她把她所有鲜艳耀眼的礼服拿出来给我挑，说反正她再也不会穿了；她在欧洲旅行，像个小孩子一样跟在我身后，等着我找好路线，带她吃饭逛景点。

可是某个部分的我，看到的仍旧是那个下庭回来匆匆给我炖汤的母亲。

奴去也，莫牵连。